Blue New York

悲情城市，20歲了。

十一月的第一天，星期日，下午三點，和紀小威花了將近一小時，一人騎一台小折去布魯克林音樂學院（BAM,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的玫瑰影城（Rose Cinemas）看了侯孝賢導演、1989年上映的《悲情城市》。

記憶裡，這部電影當年上映時，家人應該曾經帶我看過，但我對於電影的內容一點印象都沒有；這次會去看是巧合，因為剛好在弄報告，因為剛好發現這部電影要來紐約播放，又因為剛好發現這部電影的背景年代剛好跟我的報告內容有部份吻合。

電影裡有幾幕讓我印象很深刻。

一群台灣人用台語閒聊著日本戰敗後，台灣重新回到國民政府手上，台灣人民要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卻搞不清楚太陽該在上面，還是下面；不像日本國旗的紅色太陽在正中間，掛哪個方向都一樣。

在一個談判場合，台灣幫與上海幫的大頭溝通，中間需要兩個翻譯：【台灣幫大頭】→台語→【翻譯甲】→廣東話→【翻譯乙】→上海話→【上海幫大頭】；反之則倒推回去。電影裡還有日語、國語，我不知道當時人民用來溝通的語言有這麼多種。

飾演啞巴的梁朝偉（應該是因為八歲就聾了，八歲前語言發展有限，所以成了不會講話的啞巴），在火車被持刀想砍中國人的台灣人逼問中，竟用台語「說」出略可辨識的一句話：哇係台灣人。

在狹小而囚禁多人的拘留所（或監獄）裡，被點到名字的人，起身，整衣，接受其他獄友的致意，跟著獄警走出囚房，走在陰森而狹長的走廊上；畫面回到囚房，傳來幾聲槍響。

片中所有械鬥幾乎都是用長刀，但是到很後面，台灣幫與上海幫的兩個翻譯在酒家裡，因前仇舊恨從廁所裡砍到了外面包廂，砍到雙方全身都是血，台灣幫大頭氣不過，在他赤手空拳教訓其他上海幫的小嘍嘍時，「碰」，一聲槍響，來自上海幫大頭，輕輕鬆鬆卻非常粗暴地結束了台灣幫大頭的生命。

很多幕，演員們做著日常生活的動作，沒有台詞。當時許多風土民情，透過影像被重現或記錄下來，例如：婚禮、葬禮、水牛耕田。

看到許多演員出場時很驚喜：李天祿、吳念真、金世傑，紀小威看到高捷也挺雀躍的；影片後來在跑演員表時，發現其中一個重要角色由吳義芳（前雲門舞者）飾演，算是把自己記憶裡一些碎片又組了起來。

這部電影的成形，主要當然是從導演的觀點出發；這部電影的成品，可以讓觀者各自延伸和解讀的橋段很多。

我覺得，就是去認識自己祖父母那一代的故事，去更知道自己成長的這片土地過去的故事；很多事情，能知道多一點的過去，對於理解現在是有幫助的。

不管用何種態度看待過去的歷史，尊重的、不屑的、嚴肅的、輕鬆的......，但每個生命，都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或從石頭蹦出來的，即使未曾真正經歷過那個時代，但是60多年前，距離現在並不遠，回溯家庭脈絡，那個時代其實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曾）祖父母、父母輩，然後或多或少影響著我們這一代，甚至我們的下ㄧ代。

家人之間若存在某些心理上待解的「結」，也許答案不在這一代或上一代，而在上上一代吧。

看完電影，我覺得台灣學校的歷史教育很失敗，至少在我成長的年代。

看完電影，我問以前從不看這類型電影的紀小威好不好看，他說「還不錯」，還跟我討論起以前教科書上怎麼寫歷史的。

從這裡我又忍不住多想了一點：搞藝術的人啊，不要常覺得觀眾水準不夠，其實往往是整個環境有沒有機會讓更多觀眾去接觸所謂的藝術、又勇於表達自己感覺的問題；相對的，一般觀眾也無須完全將自己排除在沒接觸過的事物外，人的興趣跟潛力都是無窮且可以開發的。總之，還是缺乏「溝通」平台的老問題。

在黑暗中粗估我們觀看場次的觀眾，大約50到70人左右，佔放映廳座位的1/3到1/2，非華人臉孔居多，年齡層不詳。

「語言」是《悲情城市》裡頭很重要的元素，因此我很好奇，不能區分國語、台語、日語、上海話、廣東話的觀眾，光看無註解的英文翻譯字幕，能接收到多少影片想傳達的訊息？對於這次播放的英文字幕部份，我個人覺得有些地方太偷懶，像是螢幕上的角色明明在罵人、在講話，字幕卻一片空白，至於翻譯內容的部份，似乎還有不少進步空間。這麼一來，我更加好奇非華語觀眾看完《悲情城市》的感覺？

電影字幕一直跑，加上翻譯這道手續，自然不可能完全傳達原語言的意義，但我覺得這還是電影相關工作者可以努力的地方，畢竟現在是全球化時代，台灣不少電影也不斷到國外參加影展、放映，想達到良好的溝通效果，不能偷懶。

1989年距離2009年的現在20年前，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42年，1987年台灣「解嚴」後兩年，1996年台北新公園內「二二八紀念碑」揭碑前13年，1997年「台北228紀念館」開館前14年；有些歷史，正在被揭露，或是重新改寫中......

人，可以選擇和民族、國家、政治上的歷史一刀兩斷，但每一個人，不都活在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所交織而成的未來裡？